声明:本文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智慧财讯，文末已标注文献来源及截图，请知悉。
毛岸英牺牲的消息，贺子珍整整迟了四年才知道。
当她那一天在上海翻开报纸，看到那篇纪念文章时，泪水瞬间模糊了她的视线。她的手死死攥住报纸，指甲陷进了纸张的铅字里，喃喃地哭喊着：“他是我的儿子呀……”
时间回溯到1937年，贺子珍独自一人来到莫斯科疗伤。她的身体里还埋着20多块长征时期的弹片，疼痛几乎让她夜不能寐。
可惜的是，苏联的医生对她说她身上的弹片已经无法取出来了，很无奈，贺子珍只能继续忍受这种疼痛折磨。
后来，毛岸英和毛岸青也到了苏联，当时兄弟两人刚被找回来，之前他们流落在外许久，都快不记得安稳的日子是怎样的了，毛岸青在去苏联之前还被人打了，后来也是落下了头疼的毛病。
看着眼前的两个孩子，尤其是听说了他们的经历之后，贺子珍很是心疼，将他们视如己出，那时的毛岸英16岁，岸青14岁，贺子珍对他们没有半点疏离。
她每月只有70卢布的生活费，却总是省下自己的一份，给孩子们买苹果，塞进他们的书包里。
贺子珍的身体虚弱到连站立都时常困难，但她却坚持为兄弟俩缝衣服、洗衣服，甚至还教他们唱歌。她曾经对身边的人说：“他们是主席的儿子，也是我的孩子。”
毛岸英也从未将她当作外人，后来他写的每封信的开头，都会工整地写上“贺妈妈”三个字，这种称呼一直持续到他牺牲前智慧财讯，都未曾改变过。
贺子珍到苏联后不久，就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取名为廖瓦，但可惜因为感冒发展成肺炎不幸去世了。
贺子珍那段时间经常独自坐在房间里痛哭，毛岸青走过去，抱住她，说：“贺妈妈别哭，我们给您当儿子。”
这一句话，让贺子珍几乎泣不成声，从那天起，她更加坚定了对岸英兄弟的照顾，也更加用心地将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。
1950年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，毛岸英主动请缨参战，他认为自己正是因为是毛主席的儿子，才应该要做第一名志愿军。
他找到彭老总说了这件事情，遭到彭老总的反对，后来毛岸英希望毛主席能给彭老总说说让他去，毛主席也说：“我的儿子和别人家的孩子没有区别，他想去就让他去吧。”
最后看毛岸英那么坚持，彭老总也就答应了。
这个时候他也知道，如果告诉贺子珍，她一定会反对的，所以临行前，他特意叮嘱弟弟妹妹：“千万别告诉贺妈妈，她承受不了。”
毛岸英到了朝鲜后，战争的紧张气氛让他几乎没有时间写信，但他挂念的，依然是“贺妈妈”。
在他牺牲的当天早晨，他才收到国内寄来了一份包裹，里面是贺子珍亲手织的毛线手套，她知道朝鲜的冬天有多冷智慧财讯，担心岸英的手会冻伤，特意在手套的袖口多絮了几层棉花。
毛岸英收到包裹时，眼眶泛红，他打开手套，刚刚戴上，还没焐热，就听到了敌机空袭的警报声。
他匆匆放下手中的笔记本和未写完的回信，开始进行转移，为了抢救重要资料和文件，本来已经出了屋子的他，和高瑞欣一起又回去了，最后未能及时跑出，牺牲了。
轰炸过后，彭德怀从废墟中扒出了岸英的遗物，一本被烧焦的笔记本，里面夹着贺子珍写给他的俄文家书。
还有那双毛线手套，已经被炸成了半截，和未写完的回信缠绕在一起。
看着这些遗物，彭老总心里也是悲痛万分，一直都不知道该如何向毛主席去汇报情况，但不说总是不行的，彭老总想了又想，最后忍痛将情况汇报给了毛主席。
毛主席得知后，默默流泪，心里对儿子的思念与悲痛同时达到了顶峰。
毛岸英牺牲后，消息被刻意封锁，四年间，贺子珍始终以为岸英还在朝鲜，没有任何意外，直到1954年，她才从一篇报纸上的纪念文章中得知真相。
她的侄女贺小平回忆，当贺子珍读到那篇文章时，整个人都瘫坐在椅子上，手里的报纸几乎被攥碎。她含泪质问贺小平：“主席怎么就舍得？”
这句话，包含着母亲对儿子的无尽思念，更包含着她的不解，她这是太舍不得毛岸英了，她无法相信，那个年少时抱着她安慰的毛岸青，那个每封信都叫她“贺妈妈”的毛岸英，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她。
她后来反复翻看那篇报纸，指尖轻轻触碰着岸英的名字，像是在触碰着他的脸。她哭着说：“他是我的儿子呀！”
毛岸英牺牲前，曾计划等战争结束后带弟妹回东北探望贺妈妈，但这一计划，永远无法实现了。他未写完的回信、烧焦的笔记本，成为他们母子情感的最后遗物。
而贺子珍直到晚年，也始终无法释怀，她经常对身边的人说：“如果我当时知道，我会拼了命去留住他。”
战争的残酷不只体现在生与死之间，更体现在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情感上。毛岸英牺牲后，贺子珍的悲痛不是普通的丧子之痛，而是因为这一消息被封锁四年，成为迟到的剜心之痛。
那双烧剩的半截手套，象征着母子之间戛然断裂的牵挂，而那未写完的回信，则是贺子珍对岸英永远无法弥补的亏欠。
或许，对于贺子珍来说，这场战争不仅带走了她的儿子，更带走了她的心。
信息来源：姑姑贺子珍的沉寂岁月（上） 《世纪》杂志 2018-10-30 15:18 来源：澎湃新闻·澎湃号·湃客-澎湃新闻
有富策略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